见摔不扶、临危不救，照见道德的“摔跤”，折射出道德“保障因素”的不给力。尤其是，施救既不是一项强制义务，又无法豁免因救助产生的法律风险，因此避而远之成为“理性选择”。要真正疗治“扶还是不扶”的道德难题，除了加强社会道德建设，还应弥补法律在设置救助义务、风险分散与救济上的不足，用法律为道德“撑腰”。
从法理学上讲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体必须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，包括对他人的救助义务。在我国，临危救助大多只是在道德层面上进行鼓励，缺少法律明文规定。相较而言，国外通行做法是将见危不救入罪。比如俄罗斯，《俄联邦刑法典》规定，在他人的生命或健康处于危险中且因年幼、衰老、疾病或者孤立无援而不能自救时，行为人故意不予救助，则可施以拘役、劳动改造和罚金。不上升到法律义务层面，约束力肯定会打折扣。
针对救助者在施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，国外也多有责任豁免规定。德国法律规定，若是因为善意救助造成伤害的，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。这种分散、规避救助者法律风险的做法，为善意行为的抒发提供充实法律支撑，能够有效弥合“临危不救助”、“救人反遭索赔”所导致的社会道德与诚信秩序的缺口。在我国，类似的责任豁免规定尚未制定，虽然多数省市已经颁行有关见义勇为的政府规章，但内容多为对其资格的申报确认、表彰奖励等内容，缺少实质性的法律责任救济保障规定。
法谚有云，法律不该责备善良诸人的救助行为。像扶摔倒老人这种道德与法律的高度重合的问题，法律应及时跟进，用法律规范重塑社会价值观，用法治善意的释放促进社会善念的复归。就我国而言，当务之急是增设危难或紧急情形下救助义务的法律规定，同时借鉴国外立法设置救助者责任豁免条款，合理分散救助行为带来的法律风险。
立法之外，司法环节也应努力做到公平公正。在具体个案中，公安机关应尽可能搜集和保全证据，最大限度还原事实真相。在诉讼阶段，法院应综合衡量相关涉案因素，合理设定当事双方举证负担，谨慎适用自由心证做出裁决。个案的司法释明作用，同样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多心理上的正能量。
